以我为主 兼收并蓄
《神州学人》（ 2018年 第1期 ）

学习和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加强人文交流， 要紧紧围绕“ 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这8个字。

在2016 年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大学的使命增加了第五个深刻的内涵，也就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基础上，增加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给高校增加这一使命，具有深刻的意义。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使命中加强人文交流的能力建设，要紧紧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主题，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同时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是创新，要通过新的活动形式为国际人文交流提供“公共产品”。以往，中国在国际人文交流中大多扮演参与性的角色，以合作者的姿态贡献资源，发挥创议者和领导者角色的经验仍然不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创造多赢局面，凝聚共同利益，建成长效机制，还需要逐步探索积累。十九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崭新思路。从这个方面来讲，教育对外开放，不但可以有所作为，还将大有可为。

2017 年10 月11 日，习近平主席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强调“促进公平、包容、可持续发展是大家的共同心愿”。在十九大召开前夕，习近平给北京大学南南学院的这封回信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2015 年9 月，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 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引起强烈反响。2016 年4 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旨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高端人才，搭建发展中国家沟通交流平台，推动南南合作为世界共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南南学院首期项目2016 年9 月开学，共录取来自27 个亚非拉欧发展中国家的48 名政府官员、议员、金融从业者和学者作为硕士、博士学员。2017 年7 月6 日，南南学院首届26 名硕士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现场朗读致习近平的感谢信，感谢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提升知识水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机会，表示他们在南南学院学习到了清晰理念和丰富的管理知识，相信南南学院将助力学员们成为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成功领导者。

2015 年9 月22 日，中美大学生对话在北京举行。图为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在活动结束后合影 摄影/ 新华社记者 陈铎

第二是聚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文交流中贯穿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内涵，促进文明交流的牢固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重要一环。习近平强调，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彩多姿、各有千秋， 没有优劣之分， 只有特色之别；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可以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只有秉持这样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进步。而鼓吹“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是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背道而驰的。

88 岁高龄的谭中先生是研究中印关系和中印文化的知名学者，在印度执教半个世纪。他把“Chindia”翻译为“中印大同”，他认为中印两国在古代就是文明共同体，过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是“近邻效应”，朋友是可以换的，但邻居搬不走，邻里有竞争但不敌对，要做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生机勃勃、开放包容的体系。不同地理区域、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体量、发展阶段的国家，只要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就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加强合作、谋求共赢，维护和拓展各自正当国家利益，并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所以，在新的国际格局之下，探讨人文交流的发展与展望，首先要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等新思想形成深刻的理论认识。最近，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把区域与国别研究放在首要发展的位置上；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几十所大学开始设立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主题的研究中心。十八大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等以两国间人文交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心在中外之间的高层人文交流机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在成立的这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将在教育对外开放中发挥出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能力与效果。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着力解决的是怎么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三个问题。在国际人文交流中，我们也要始终把握好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这个道理对其他国家来讲，也是适用的。在2017 年12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党代表的热烈反响中就可以看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众望所归。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向外输出我们的政治主张，而是去引导各国政党去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每个国家都应探索并形成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不要照搬中国的做法，而是把中国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它看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增强发展的信心。”南南学院开学第一堂课上，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这样对学员们强调。

第三，要把人文交流建立在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国与国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当今时代，民意越来越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人民相互友好，国家之间就友好，反之亦然。因此，人文交流能否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得到民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为此，应鼓励和扩大国与国之间各领域、各界别民众，包括家庭、社区、学校、民间团体等社会基层民众之间的相互往来，让他们增进相互了解和感情；应深化文化交流，使双方在交流与碰撞中逐渐实现彼此包容与融合。还应积极引导各自民意，让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不断壮大人文交流的社会基础。

在人文交流中，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和平与友谊作出贡献的人。2015 年10 月， 习近平主席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祝酒辞中，特别提到了英国记者乔治· 何克，积极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就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两届，何克母校的中学生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斯诺家乡的美国斯诺纪念基金会策划了《西行漫记》出版80 周年的全球巡展；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于两年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2012 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专门到27 年前曾经访问过的乡村小镇，与接待过他的美国家庭叙旧。习近平面对17 位重聚在一起的美国朋友，感慨地说：“这里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你们都难以体会，因为你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批美国人，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来自你们，对我来说，你们就是美国。”这种真情实感的透露，感动了美国人。美国主妇艾琳诺后来回忆当时会面的情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站起来说几句话，习近平始终带着微笑，他的记忆力很好，居然还记得我是纽约出生的。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而不是端着架子的政客。我们都很放松，他也是。”艾琳诺的丈夫汤姆· 德沃夏克问习近平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带来的礼物。习近平说是一瓶中国白酒，汤姆感叹那是他喝过的最烈的酒，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甚至记得临走前我送他一包爆米花！我自己倒忘了。”

2017 年11 月，习近平会见老挝奔舍那家族友人，表示时隔7 年再次同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聚，看到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感到格外高兴。奔舍那的女儿开芸说：“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习主席，每见一次对他的感情就进一步加深，他是很可爱的人，平易近人， 让人感到亲切。” 人文交流的最高效果就是情感沟通，人性和情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最大共性。在共同的人性和情感方面，每个人都能和外国人找到某种共鸣。对普通人来说，更应该用真诚、质朴和轻松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情感跟外国人交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交到一个外国朋友，全世界就遍地都是中国的朋友了。

第四，讲好有获得感的中国故事。国际人文交流还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让外国民众产生获得感的对外活动。这类活动也包括提供发展援助和慈善捐助、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活动、学校为外国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企业在国外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等等。“获得感”是这类活动的核心。这类活动中表明，人文交流不但是要“讲故事”，更要做实事。利益的分享和获得感的产生，是社会间合作交往的务实成果，也是产生人文交流成果的重要途径。社会各个行业和专业的国际交往活动，促进社会多侧面地相互了解、合作，增进认同感和信任感。经济、教育、文化、传媒、科技、体育等社会各领域的国际交往，在实现其自身业务目标的同时，也会编织出全球化的交往网络，让两国社会密切联络、相互依赖。企业、智库、学校、媒体、社团等，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着枢纽性的功能，让两国人民有机会、有平台联络起来，建立起合作和友谊的关系。在世界高校间的交往中，大学生更容易建立起这一网络。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学生们在北京论坛的青年论坛中，以“面对复杂变化的全球治理——青年的视角和声音”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 个国家的59 名大学生来探讨人类未来将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让青年人在这个以论坛为平台的人文交流中有获得感。

获得感来自于人文交流为双方带来的共同利益，比如唐代日本留学生一般进国子监学习，学成甚至可在唐为官。美国总统的外孙女学习汉语的热情，除了看到汉语的应用远景，显然还有一种外交需求，这是一种源自现实的真正学习需求。2017 年开学的英国第一家开设中英双语（中英课程各占50%）的学校肯辛顿· 韦德小学开始庆祝中国的中秋节，学校创办人戴雨果教授说：“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英国的年轻人未来能够更多地与中国交流，了解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会说这门语言，而是理解、尊重、热爱中国文化。因为我深感，我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学到了很多，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未来也拥有这样的机会。”100 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来到中国，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显示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他说：“我是来中国讲学的，可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我发现能够教给他们的越来越少，而他们可以教给我的越来越多……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教给我们一些宽容的品格及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传授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人与人之间在观点上是有差异的，国家之间也存在民族性格、思想、习俗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人类的根本情感和价值还是相通的。故事讲到最后，最终是要争取通向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价值，实现深层次的共鸣。

第五， 转变认识上的局限。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在人文交流中面临的使命不可谓不重大。新的使命带来了新的挑战，人文交流从传统的“友好交往”式的民间交往向“全球治理”、多边外交型的民间外交转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高校的研究中心和民间交流的组织中，面临认识、能力、文化和体制等多方面的瓶颈。大多数教育机构对人文交流的理解，还停留在“外事工作”的层面上，将日常业务活动中的一些国际交流活动等同于民间交流，政治意识、目标感不足，主动“走出去”的意识淡薄，更不要说到国外扎根、下沉、面向基层。负责国际交往的部门疲于事务性工作，主要服务于领导和师生出访、接待来访、参加国际性的会议活动等。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但有超强的国际活动意识和能力，甚至还在主要国际组织和对象国实现了常驻化、本地化，工作扎实、具体、持续。在联合国的日常机构和活动中，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五花八门，却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生、环保、基建等关键领域，也几乎是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任意驰骋的舞台。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存在感的缺位，关键就是在思维惯性上仍然把民间的人文交流作为政府外交的点缀，把涉外工作作为日常主要业务工作的点缀。

2017 年5 月6 日，美国中小学生走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体验中国文化。
上图为美国学生学习剪纸。下图为美国学生合影留念。 摄影/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教育领域， 特别是高校的相关组织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是参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些研究中心和机构组织在各领域的专业能力是其立身之本。中国的教育机构还背靠着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优势，背靠着中国丰富和悠久的文化资源优势，背靠着中国雄厚的人才资源优势。教育领域为人文交流可以提供巨大的资源，例如，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成功动员了30 万青年志愿者，2014年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北京又有2280 名青年志愿者直接为会议提供优质的志愿服务。现在，教育开放程度持续扩大，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日趋深入。但是，我们要看到差距，北京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数量只相当于世界公认的国际交往中心城市的一半左右，尤其是在北京工作就业的外籍人员比重较低。据统计，截至2016 年底，常住北京的外籍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 左右，而纽约为15.6%，伦敦为30%，即使是文化背景相似的东京和首尔，也都超过了2%。以价值理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文化影响力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建设日益受到各国特别是世界主要大国的高度重视，人文交流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使国内民众更为全面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长期战略。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决定了人文交流的复杂性，一方面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另一方面是要努力整合媒体、民间组织、智库、学术机构、知名人士及普通民众间的不同作用。

习近平多次提到“亲诚惠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亲”字，体现了中国的思想特色：对于宏观“关系”格局的重视要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重情义”就意味着关系决定利益，而不是利益决定关系。这是中国式的处世哲学在人文交流思想上的反映。人文交流的核心，就在于推动良好的跨国社会交往和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促进国家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其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而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同向同行。

最后，让我们从南南学院的三位毕业生的感受中找到答案。

南南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黎巴嫩青年艾曼· 法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中国坚持双赢、互利合作，是极少真心愿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之一。” 他说，“ 黎巴嫩是一个小国，需要中国的帮助。”艾曼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个伟大倡议，对沿线国家是巨大的机遇，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实现双赢，他愿为加强黎中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乌克兰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经贸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司司长叶琳娜·巴尔别科娃告诉《人民日报》记者：“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对全球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了推行改革，中国是如何构建相应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些体系又是如何运作的？中国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内阁办公厅副主任吉福特· 穆蓬贾深切地体会到，这份精心设计的课程表是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中高级官员量身定制的，目的是让他们接触到更多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先进经验，回国后，要减少普遍存在的对发达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依赖症”。“来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我的眼界更开阔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也更加全面、客观和深刻了。开放包容使中国充满活力。我要把中国的经验和智慧带回我的祖国，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孙华）